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（后称望志路106号，现改兴业路76号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、地方组织尚不健全，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，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，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，张国焘为组织主任，李达为宣传主任。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。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。同时改变了中国未来一个世纪的发展道路。
这幢具有上海地方风格的石库门楼房，是当时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哥哥的寓所。1921年7月23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就在楼下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内召开。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、何叔衡、董必武、陈潭秋、王尽美、邓恩铭、李达、李汉俊、张国焘、刘仁静、陈公博、周佛海及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等13人，代表全国53名党员出席了大会。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。
当时的中国，风雨如磐，列强蹂躏。然而，却有这样的一批年轻人承担起了国家的兴亡之责。在上海、北京、湖南等地，他们以“老西”相称（英语里共产党的简称CP）。在他们的书信中，出现了“00000”——这不是密码，而代表“共产主义者”。
重读这一段历史，《共产党宣言》那振聋发聩的开篇之句响彻耳边——“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”已经在这里徘徊。
历史在这里交汇，这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记忆……岁月在这里并不苍老，历史在这里永远年轻！
中共一大召开的背后也有许多鲜为人所知的故事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
“南陈”与“北李”
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：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们，大都出生于殷实之家，不是豪门巨富也绝非贫穷子弟，他们都有自幼受传统教育的较好家境，陈独秀如此，李大钊亦然。
精神的纯度和人格的高度——我们完全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评价李大钊。他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的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被人视为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、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；而陈独秀更是了得——早在1920年，便在自己的住宅里，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，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（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），同样是成立于其宅内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总被大家习惯地称为老先生、老头子，甚至在党的会议上记录陈独秀讲话，也只写一个“老”字。
有一首当时在青年中流传的小诗证实他们的名望：“南陈北李，两大星辰，漫漫长夜，吾辈仰承”。
然而，在那个开天辟地的日子，偏偏最该到会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却都没有出现在那座石库门房子里，留下了“一南一北，双双缺席”的遗憾。“南陈”，当时在割据的广东政府当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，忙于公务，只能派代表与会；“北李”则因率领师生向政府请愿要求增拨教育经费，遭反动军警殴打受伤也没能出席。直到1927年4月27日，“五大”在武汉召开，次日，张国焘用颤抖的语调宣布一个噩耗：李大钊惨遭军阀杀害。举座皆惊，默哀遥祭。
一大游船上摆着麻将牌
党的一大会议由于7月30日受到法国巡捕搜查，转在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进行。会议先后讨论并通过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》和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》。为了防范意外，游船的桌子上摆着麻将牌。只要湖面上有一艘汽艇向游船疾驰而来，大家便藏起文件，装扮成游客，开始搓起桌上的麻将牌。
鲜为人知的女“后勤部长”
一大召开，会场布置、代表吃住、望风预警这些工作是谁在做呢？全由一位女性负责，她就是李达的妻子王会悟。会议在上海召开期间，代表们在“博文女校”的吃住全部由王会悟负责。会议遭到破坏后，有人提议转移到杭州，但王会悟认为，杭州官商云集，十分危险，建议去她的家乡嘉兴南湖，那里离上海较近也相对安全。会议转移到南湖后，代表的接送、南湖游船的租赁也都由王会悟承担。可以说，一大的成功召开，王会悟这位“后勤部长”功不可没，虽然她当时只是一名女青年团员。后人评价她是“开天辟地一女杰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