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1928年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的中共六大。此时的中国，被反动派掀起的血雨腥风所笼罩，在国内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。
不计其数的共产党人牺牲在屠刀之下，以致中共六大召开时，无法统计全国党员人数。
严酷的事实表明：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，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。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，敢不敢革命？怎么革命？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。然而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，政治上还不够成熟，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、动力、前途等重大问题还认识得不够深刻，在党的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。缺少正确思想和理论的指导，中国革命陷入了迷茫之中。
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尽快在思想和理论上为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方向。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，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。
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，瞿秋白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党的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。
党的六大会址
前往莫斯科的道路大都被敌人控制着，他们在交通要塞布满了哨兵、警察、暗探进行盘查。各地的中共代表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冲破重重险阻，远涉万里抵达莫斯科。
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这次前往莫斯科的路上就遭遇了险情。据邓颖超1985年回忆：1928年5月，她与周恩来二人扮成古董商人，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组织上为二人订了头等舱。但是，由于出发匆忙，没来得及拿组织上准备的好衣服，只好穿着日常衣服上船，这和头等舱的阔人身份很不相称，难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船停靠青岛时，二人赶紧上岸买了几套华丽衣服。不过，出于对时事的关注，二人习惯性地买了许多报纸。这不太符合商人的习惯，引起了船上暗探们的怀疑。到大连准备上岸时，二人遭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的盘查。他们将周恩来带回了警察厅，足足又盘问了2个多小时。周恩来沉着应答，警察暗探们没有找出破绽，将他放回，但还没有消除疑虑。随后，二人乘火车到长春，途中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踪。幸亏周恩来巧妙周旋，终于应付过去，安全到达哈尔滨，然后乘车到达满洲里，经苏联人帮助越过国境抵达莫斯科。对于50多年前发生的这段危险经历，邓颖超记忆犹新，足见当时的险恶情境。
一些女代表也克服重重困难远赴莫斯科。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回忆：5月中旬，新婚丈夫罗亦农刚刚遇害，她心情极度悲伤，接到会议通知后，她强忍内心的悲痛，与杨之华和其女独伊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。她们先乘坐一艘货船到大连。在船上，她们住在底层的货仓里，空气十分污浊。李文宜晕船，一动就吐，只好躺着不动，再加上心情不好，一天到晚也吃不下东西。在杨之华的劝说下，李文宜勉强进食。下船后，她们又改乘火车经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继续北上。到哈尔滨、满洲里时，都有组织负责人来接头。为了安全考虑，组织上要求李文宜和杨之华二人分开，各自乔装成东北农村妇女，与接头人配成假夫妻，一路风餐露宿，终于平安到达。
历时一个多月，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，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。
6月18日至7月11日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。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，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。会上，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，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，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，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，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》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。
党的六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。这次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，对有关中国革命存在严重争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，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。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：第一，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，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。第二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，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，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。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，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，积蓄力量。
